在山东泰山帅位发生变动之后，新的临时教练组在使用小将方面的决策，成为评估“换帅”效果的一个重要标准。前任教练组的最大诟病之一，就是未能有效促进年轻球员的成长。然而，现任教练组已经让彭啸持续首发，并将王大雷的首发门将位置交给了于金永，这两位小将逐渐得到了认可。尽管如此，球迷们依然感觉不满足，特别是那些在年初U20亚洲杯中表现出色的几名国青主力球员——依木兰、陈泽仕和史松辰，甚至都未能入选教练组调整后泰山队的四场比赛大名单。这并非教练组的保守，而是因为这些年轻球员均遭遇了严重的伤病困扰。
其中，依木兰作为国青中场核心，在回归泰山B队后仅出场三场中乙联赛，便因伤缺席至今。其伤势源自于国青高强度训练与密集赛程所致的体能消耗，拉伤后复发，恢复之路充满艰难。如果乐观估计，他可能能在全运会决赛前满血回归，然而俱乐部赛事几乎无法指望他出战。与此同时，陈泽仕和史松辰也分别在参加U22国足集训期间遭遇了右脚骨折，两人的复出之路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尽管U20国足的11名主力球员中有五人来自泰山队，但除了这三名伤员外，刘骐玮也只是泰山一队的第三门将，因此能为球队出场的年轻球员，基本上只有彭啸一人。可以说，伤病限制了泰山队的更新换代进程。
谈及成年国足层面的情况，泰山的本土骨干球员李源一、高准翼和黄政宇，在应召参加国足赛事时均遭遇伤病，且这些伤病对俱乐部的赛季表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源一在去年世预赛伤病后失去了伊万的信任，今年年初状态一度回升，但随后旧伤复发，表现大幅下滑。高准翼在3月的世预赛后受伤，且长期无法恢复，导致他成为了“玻璃体质”球员，出场频次大幅减少。而黄政宇则是在东亚杯后受伤，疲劳导致的伤势直接影响了他在俱乐部的发挥。
这些仅是国内几支拥有大量国脚的俱乐部所面临的伤病困扰的缩影。像国安、申花等俱乐部，虽然国脚伤病困扰程度超出泰山，但他们依然没有为此提出过异议。尽管如此，国家队征召对俱乐部的影响无法忽视，尤其是对球队战斗力和赛季目标的影响。在这方面，足协应当考虑与国际足坛接轨，制定一些补偿措施来减轻俱乐部因国脚伤病而产生的损失。虽然经济补偿难以完全弥补伤病带来的实际损害，但一个正面的态度和制度化的支持，能够让俱乐部更有动力继续为国家队提供人才。
国际足联早在数年前就出台了俱乐部保护计划，如果球员因国家队赛事受伤并缺席超过28天，俱乐部可以根据相关规定获得每日20548欧元的赔偿。如果一名球员因伤缺席超过4个月，俱乐部还可获得最高达246.5万欧元的赔偿。这项规定已经在欧洲俱乐部获得了广泛应用。例如，巴萨门将特尔施特根在为德国国家队比赛时受伤，缺席了俱乐部赛事4个月，巴萨因此获得了246.5万欧元的赔偿，且还能够释放出80%的薪资空间，用于转会补强球队阵容。
然而，在中国足坛，这样的保护措施并未被采纳。通过简单的搜索，我发现中国足协并没有针对国脚伤病给俱乐部的具体补偿措施，相关信息大多集中在国内工伤保险方面。遗憾的是，这种保险政策并不适用于职业运动员伤缺，而是针对社会劳动者的“不可逆”伤害。显然，这并不适用于俱乐部球员因国家队任务造成的阶段性伤缺。
此外，中国足协不仅缺乏对国脚伤病补偿的具体措施，更应该与时俱进，调整国家队集训的理念与模式。长期以来，中国的各级国足集训时间普遍较长，且依旧保留着“以练代赛”的传统。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占用了宝贵的俱乐部比赛时间，也增加了球员受伤的风险，严重影响球员状态的调整。与国际足坛“以赛代练”的模式相比，中国足协的集训方式显得极为落后。尤其是今年，U22国足集训没有安排正式比赛，球员们仅仅在训练中耗费精力，这种低效的训练方式显然对球员的成长和球队的整体利益并没有任何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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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即使经济补偿和集训模式的改革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但至少，足协是否可以向俱乐部表示一声歉意，承认国脚在集训期间受伤给俱乐部带来的不便？如果连这点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那么问题就不仅仅是工作方法，而是根本的素质与人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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